【前沿】温铁军等：土地改革与货币主权：建国初期的“去依附”与反危机 | 新书预告
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中国经济波动下行及其内生的社会变化波诡云谲，全球危机的挑战如约而至。以史为鉴，方知初心何驻。70年前应对建国初期危机的经验过程——靠亿万农民承载大城市转嫁的危机代价而缓解恶性通胀，实现宏观经济的“软着陆”——对于当代复杂局面仍不无启示意义。从这里看去，第一代领导集体如何治理建国初期发生的赤字和通胀互相恶化的危机，以及如何扭转通胀压力下城市经济符合市场规律的“脱实向虚”，如何应对城乡二元结构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不自觉抵制工业品下乡导致工业化难以推进的矛盾……对当今困境化解也有借鉴意义。而且进一步看，这一决定中国共产党建国之初新政权的生死存亡的经验过程，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以解殖为目的的民主革命亦具有普遍意义。
“乡村建设研究”今天推送温铁军教授团队新近发表的研究，与读者共同思考建国初期土地改革、主权货币的建立与经济危机的化解及其对当代的启示。文章原载于《政治经济学评论》2019年7月，第10卷第4期，原标题为“土地改革与新中国主权货币的建立：建国初期‘去依附’体制下的反危机经验研究”。
本文亦为温铁军教授团队关于建国初期危机及其化解的最新研究成果的部分观点。关于这一问题的整体性分析，在温铁军教授团队即将出版的新著《去依附：中国化解第一次经济危机的真实经验（1949-1952）》中有详细论述。本书将于9月初上市，敬请期待！
董筱丹、温铁军等：《去依附：中国化解第一次经济危机的真实经验（1949-1952）》，东方出版社，2019年9月即出。
作者简介：
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刘亚慧、唐 溧，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生；
董筱丹 （ 通讯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农业 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温铁军 刘亚慧 唐 溧 董筱丹
摘 要：民国“黄金十年”经济高增长之际, 银元币制受西方国家纸币改革和美国白银法案的负面影响无法维持, 民国政府被迫进行外汇本位的纸币改革, 但也因此而必须依靠外部支持来维持币值稳定。民国后期发生了严重通货膨胀, 直至谢幕。新中国被动继承这一币改成本, 初期通胀严重;但通过土改, 仅用1年多时间就依靠国内的力量彻底治理了通胀。其中的关键机制是, 土改形成对占人口88%的农民的动员能力使得新政权能够获得绝对充裕的物资, 为打击投机和实施货币折实制度提供了基本保障;货币折实、抑制投机使人民币回归了价值载体的最基本职能, 政权与城乡劳动者相结合的“实物本位”和“劳动吸纳货币”的币制特征, 体现了人民币内含劳动人民主体地位和“人民之币”的政治经济学属性。这一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重大制度创新, 不仅显著区别于民国法币体系的外币本位和“投机吸纳货币”, 也与西方财富吸纳货币、资本剥夺劳动的币制具有本质区别。
关键词：国初通胀; 土地改革; 货币吸纳; 货币折实; “去依附”主权货币;
一、引言
1949年新中国诞生于民国晚期的恶性通货膨胀的剧痛之中。这场通胀可溯至1929年那场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大萧条”期间, 美国为摆脱危机而调整了国内的贵金属政策, 但其巨大成本外部化转嫁导致了民国政府的贵金属本位无法维持, 纸币化改革后长期陷于高通胀, 再度依赖“顶层设计”而把外汇作为本币依据的“金圆券”深改, 却最终导致了民国金融、财政和经济体系的全面溃败。
1949年以后, 在遭遇西方封锁致经济基本面形势更加恶化的局面下, 按照现代金融学的常识, 新政权仍不具备走出这场通胀危机的可能。事实上, 通胀形势确实一度恶化。
但令人关注的是, 这场严重的恶性通胀却在不到一年内被彻底平复;更令人不解的是, 治理通胀中不仅财政赤字压力未减, 而且弥补赤字还得大量增发货币……历览古今中外, 在财政赤字压力下增发货币而仍能控制币值稳定的例子少之又少。而由财政危机引爆金融危机, 连带发生外贸巨额赤字或者外汇危机, 进而引发革命等事例, 则比比皆是!很少有执政者能在多重危机的连环爆发中全身而退!
学术界已有研究着重介绍了国初四次通胀的背景、过程和治理措施, 分别指出了政治稳定、折实制度、经济调控、土地改革等的重要作用, 但大多侧重单一主题历史资料的收益与汇总, 缺乏基于整全科学 (holistic science) 思想的兼具财政学、金融学和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分析。本文试图填补这一学术空白。
本文特别强调这一历史过程所发生的世界背景。根据世界系统论可知, 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当中, 中国作为一个非核心国家, 在经济危机时期几乎注定要受到其他国家的成本转嫁。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 尽管中国国内正值政治整合深化和民族资本主义高增长时期, 但西方正处于1929—1933年大危机的深渊, 其摆脱危机的过程充满了对外成本转嫁的阴谋与阳谋, 而对于被转嫁成本的国家来说, 一次打击就可能是致命的。正如后人所见, 西方的这次成本转嫁, 中国人用了二十年时间以及一个朝代的更迭, 才彻底摆脱。新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去依附”的典范, 也是发展经济学核心逻辑“储蓄 (S) =投资 (I) ”得以成立的孤证。我们曾经借助萨米尔·阿明的“依附理论” (dependence theory) 对新中国工业化初期彻底“去依附”条件下的危机应对做出过解释。本文重点构建土地改革与主权货币体系之间的逻辑相关性。
深入研究民末国初通货膨胀从发生到化解的整全历史过程, 总结其中的机制性规律, 对于当前发展中国家如何在全球化条件下制定货币政策, 从而有效应对外部成本转嫁和输入型危机, 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本文以下的结构安排:第二部分分析1929年“大萧条”向中国的传导路径、国内币制改革的背景、过程以及30—50年代金融危机的深化机制;第三部分分析新中国政权如何在上海打击金融投机, 并在全国城市通过储蓄、公债、工资“三折实”对人民币进行“做实”;第四部分分析新政权如何通过财政“做多”和土地改革两手作用, 彻底平抑物价, 确立了解殖、独立、自主的主权货币;第五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
二、白银危机、法币危机与人民币危机:20世纪30—50年代恶性通胀的产生与延续
本部分首先分析导致民国发生恶性通胀的主要外部原因及其引发的“白银危机”, 其次分析民国政府推行外币本位的法币改革如何导致法币危机, 然后分析法币危机向人民币危机的延续与深化。
(一) 白银危机打断民国“黄金增长”
1929年西方大危机爆发。由于与中国进行贸易的国家基本上实行金本位, 危机之下金贵物贱, 这些国家的商品价格水平包括白银价格在1929年后急剧下降;又由于银价下降幅度大于商品价格下降幅度 (例如1929—1931年, 按黄金价值计算的国际市场上银价下降了40%, 而同期美国的批发价格指数只下降了26%) , 因此, 大危机发生的前两年, 中国不仅能靠不同币制规避西方经济危机向中国的传导, 还通过白银入超扩张了货币供给, 这才能持续私人资本为主的经济“黄金增长”。
但以上仅是昙花一现。1931年, 深陷危机中的英国、日本、印度为提振经济, 相继放弃金本位, 主动进行本币贬值, 仍然维持白银币制的中国随即货币升值, 国际收支急剧恶化, 国内白银本来就极度稀缺, 1932年又被迫输出白银735万两以对冲贸易赤字。1933年美国放弃金本位使中国雪上加霜, 中国货币兑美元从上一年的19美分上升到33美分, 出口进一步下降, 1933年出口仅及1930年的58%, 贸易赤字只能继续靠净出口金银等贵重金属来弥补。1932年以后, 随着通货减少, 中国输入型萧条开始初现端倪。
但这还只是序曲。使中国承受更大成本转嫁的是美国1934年开始实施以提高白银收购价格并提高白银储备为主要内容的《白银收购法案》 (简称“白银法案”) , 致使国际白银价格节节攀升, 到1935年春天, 国际银价已超过中国国内银价50%。由于出口白银每千元即可获利300—400元, 民国政府紧急征收的白银出口税和平衡税根本无法遏制白银外流, 自1934年4月至1935年11月, 中国的白银储备从约6.02亿元骤降至2.88亿元。9可见, 白银法案因政府直接出手操控贵金属市价和收储而极大破坏了中国的币制体系。
由于中国通货被当作商品大量出口, 结果当然是银贵物贱, 通缩严重!由于出口白银的毛利在30%—40%, 超过绝大多数实业经营的利润水平, 城乡资金价格飞速上涨, 1934年7月的市场利率为5%, 到9月的时候就上升到了12%。大量的工商企业倒闭, 仅1935年, 上海倒闭了1 065家工商企业, 全国银行倒闭或者停业20家, 当时中国最大的产业纺纱业开工量减少60%。危机传导到农村, 农产品价格1934年下降了6.9%, 1935年再下降3.7%。由于物价下降以及工业对农业原材料需求的减少, 加上当年发生灾荒, 1934年农业产出比1931年下降了46%。10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势所必然地发生并形成恶性循环, 如图1所示。
图1 美国白银法案对民国经济危机的传导机制
注:中国在1932年开始发生白银大量外流后, 刚发展起来的实体产业迅速萧条, 而城市则发生私人资本析出实体产业进入投机部门, 导致投机泡沫泛起的情况。这样, 在国民经济数据上仍然表现为经济高增长。于是, 1927—1937年又被笼统地概括为民国“黄金经建十年”。
关于白银法案出台的原因, 大多数人认为此举是美国时任总统罗斯福为了获得西部产银州在国会和总统选举中的选票而为;也有分析认为, 美国当时需要走出大萧条, 收购白银并推高国际市场银价, 就控制了银本位大国如中国和墨西哥的经济命脉, 把这些国家的货币信用由白银转向美元;当中国的货币信用从白银变成美元之后, 要进口就只能买美国货, 相当于保护美国的工业复苏, 不仅可以挤占1934年以前靠以物易物贸易打入中国工业品市场的德国货份额, 也能借此增强纸币美元的竞争力。从这个角度看, 白银法案可以说是美国依靠向中国转嫁代价完成币制改革的后续, 民国经济骤然萧条则是美国转嫁代价的直接结果。
(二) 法币危机导致民国政权覆亡
白银危机发生后, 加收白银出口税、严厉打击白银走私等试图遏止白银外流的措施均告无效, 直至1935年11月国民政府被迫宣布放弃银本位, 实行外汇本位的法币制度, 国内的货币体系紊乱才告一段落。11虽然在当时及现在很多人看来, 这一币制改革是中国跃过金本位币制、一步进入纸币时代从而跟上“货币现代化主流趋势”的发端, 但从历史经验看, 由于此举建立的是一种依附型的货币体制, 是以英磅、美元为“中心”的货币体系的“外围”货币, 因此币值稳定性决定于中心货币的支持程度。当二战后随着地缘关系改变, 来自中心货币的支持趋弱, 法币就被推向了恶性通货膨胀的不归路, 并一直延续到新中国。
虽然, 历史地看, 中国当时在列强环伺之下, 国家主权尚且属于“半殖民地”性质, 那么, 在关乎国家主权的重要核心——货币领域, 也就很难建立完整的“货币主权”, 因此依附性的外汇本位币制似乎就成了纸币化改革一个摆脱不开的命题。与白银本身具有贵金属的商业信用, 从而白银币制具有政权和商业双重信用不同, 纸币天然信用残缺, 国家间的地缘关系就成为决定币缘选择的重要因素。当时, 美、英、日都希望本国货币能够成为民国政府的本位币。民国政府在法币改革中最终选择了绑定美元, 12客观上有“没收”日本将《马关条约》所得甲午战争赔款用在中国之投资 (总计4.77亿两白银) 的制度收益, 也有促使日本加快侵略占领中国的副作用:日本在中国推出法币制的同年进占华北, 并于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诚然, 这对民国政府刚建立的币制体系具有釜底抽薪的破坏作用, 它导致抗战中民国政府对内财政开支和对外军火采购开支急剧增加, 维持法币稳定所需的外汇储备严重不足, 此外法币还受到日占区“伪币”的冲击。
在战争环境下币缘与地缘的相关性体现得格外明显。1935—1945年, 在英、美和后来苏联的支持下, 法币体系勉强维持稳定, 温和通胀;1945—1948年, 外部援助骤减, 国民党内部矛盾爆发, 同时国内战争导致财政赤字巨大的压力仍然客观存在, 法币币值狂泄且愈演愈烈。1948年8月, 在美国支持下, 民国政府启动金圆券改革, 同时对市场物资限价限购, 但11月即宣告失败, 物价愈发不可控。从货币发行量来看, 流通纸币阶段性攀升的特点明显:从1937年1月的13亿元扩张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夕的5 567亿元, 8年时间增加了420多倍;到1948年8月21日为6 636 946亿元;131948年年底货币发行量达到245 589 990亿元。14通货膨胀也具有阶段性特征:以1936/1937年为基期, 1945年6月上涨到2 133倍, 1948年8月币制改革前是725万倍, 解放前夕是31 667万倍。100元法币的购买力, 1937年是两头牛, 1941年是一头猪, 1943年是一只鸡, 1946年是一个鸡蛋, 1949年5月是0.245%粒大米!
在这样的形势下, 别说普通升斗小民的生活日益艰难, 就连上层建筑的核心——军队都不愿意打仗, 因为军饷发到手就是一堆废纸!因此可以说, 国民党政权是先亡于金融和财政, 后亡于军事。
城山智子：《大萧条时期的中国：市场、货架与世界经济》
(三) 人民币逆境问世“继承”危机
1949—1950年的共产党, 尽管在地面战场上连连大捷, 但在货币战场上却同时面临四重压力挑战。
第一, 从贵金属储备来看, 国民党撤往台湾时几乎带走了国库全部的黄金储备。
第二, 从财政收入侧看, 由于连年战争及自然灾害, 1949年粮食总产量比战前最高产量减少25%, 棉花产量减少48%, 油料产量减少60%以上。全国牲畜比战前减少1/3, 主要农具减少30%。不仅物资匮乏造成税基薄弱, 而且由于铁路、公路、航运等基础设施受到破坏, 全国干支线铁路仅26 878公里 (包括台湾省的913.7公里) , 运输不便加剧了区域性短缺, 加剧了通货膨胀的压力。
第三, 从财政支出侧看, 新政权延续了民国时期的上层建筑, 对愿意服从的旧军队和旧政府人员采取“包下来”的政策, 军政人员数量剧增, 要靠财政养活;另一方面, 国内战争仍在进行, 1949年仅直接用于部队的军费支出高达财政总支出的60%;再加上铁路修补、轮船交通企业投资、国营事业周转金等费用, 当年的财政总支出是财政总收入的2.9倍。
第四, 从层级结构看, 财政支出的压力主要集中在中央, 而不是地方。解放战争后期, 过去由各解放区提供供给的野战军离开了各自的根据地, 进入新解放区的野战军无法像过去那样得到根据地的直接物资补给;中央和地方收支脱节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 收入的大头是公粮, 都掌握在地方手里, 其他税收也有一大半由地方掌控。“近水楼台先得月, (地方) 自己可以先用, 中央拿不到。”中央只好用发行货币来支撑部队。
综上, 与国民党尚有一定的金银储备和实体资产 (后来作为官僚资本被没收为新中国的国家资本) 作为货币发行基础相比, 人民币问世之初不仅是“负资本”基础, 而且是支出收入比将近3∶1的深度负债。
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任何现代经济, 资本原始积累都是不可逾越的阶段, 何况是最核心的货币经济?新政权在几乎没有任何现代产业资本为基础的条件下发行货币, 一步跨入铸币税阶段, 当然会遭遇巨大的制度成本!其所引发的结果是不到一年就发生了四次严重的通胀危机, 从1949年4月到1950年2月, 全国先后发生4次物价暴涨, 一年多的时间里物价指数上涨了160多倍。每次都是从大城市开始, 然后波及各地, 一些地方数月间物价即上涨几十倍。这一局面用“人民币深度危机”来形容绝不为过。
具体情况如图2、图3所示。
图2 1949—1950年四次物价涨风情况
资料来源:吴承明、董志凯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1949—1952) 》,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1年, 第442页;贺水金:《试论建国初期的通货膨胀及其成功治理》, 《史林》2008年第4期。
图3 1949年1月至1950年6月全国批发物价指数 (1948年12月=100)
资料来源:龚建文:《建国初期抑制通货膨胀的措施和经验》,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3期。
如何破此近乎无解之局？20世纪有很多关于发展中国家“解殖”的讨论, 但对殖民地经济基础上如何实现萨米尔·阿明揭示的“去依附”理论却很少涉及。因此, 下文关于应对国初危机的完整分析, 有助于理解中国当时在发展水平相当于非洲的情况下, 如何通过土地革命恢复传统小农经济, 从而在化解民国“依附型”币制深改造成的长期通胀危机的同时, 建立了“去依附”的主权货币体系。
三、用实物物资抑制商品投机:上海“多空大战”与全国城市“三折实”
关于新中国“人民币保卫战”, 包括“银元之战”、“米棉之战”、折实储蓄、折实公债等, 已有诸多文献。本文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一般来说, 在经济危机时期, 金融和实业部门的选择往往是收缩性的, 银行惜贷, 实业紧缩投资;政府如果顺周期调控则属“做空”, 逆周期调控则是“做多”;经营者如果顺周期操作则往往追求“现金为王”而“做虚”, 逆周期操作则是“做实”。总体来看, 国初政府治理通胀的主要思路有两个:一是“做多”, 二是“做实”。这两个思路在通胀最严重的上海以及全国城市都有鲜明的体现。
(一) 上海“多空大战”
1.上海“多空”决策:疏散外迁还是“必须维持”?
中共决策层曾经围绕要不要保上海有过不同的意见, 最终决定对上海的政策取向是“做多”, 而不能“做空”。
上海是民国时期中国私人资本最为集中的地方, 也是货币最为集中的地方。民国后期, 法币一半以上是由上海发出, 各地的新发行货币又大部分迅速流回上海, 上海物价涨幅远高于全国均幅。从1937年6月起到1948年8月发行金圆券, 法币的发行量增加了约47万倍, 同期上海物价上涨约571万倍。从1948年8月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 金圆券的发行量又增加了30万倍 (其中1949年前5个月增加了1万倍) , 上海物价上涨达644万倍。合计从1937年6月到1949年5月的12年, 上海物价共上涨约36万亿倍;如按粮食价格计算, 则上涨约47.6万亿倍。
通胀肆虐下上海工商业陷入瘫痪状态, 全市发电量从20万千瓦减至7万千瓦左右, 工业生产开工率仅为正常时期的20%左右;同时物资也很匮乏,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时, 接管的粮食只够全市半个月的消费, 煤只够1周的消费, 私营纱厂的存棉仅能维持1个月的生产, 其他各种生产原料和消费资料, 存底亦很枯薄。
1949年夏天, 邓小平奉命西征, 从上海到北京向中央做工作汇报, 反映上海形势严峻:“煤粮两荒。接收旧人员十五万人, 工厂原料缺, 运输贵, 开厂难, 学校多, 税收少, 开支大, 被迫大发行。农村全部以物易物, 或光洋市场。”为此, 邓小平提出厂校及人员疏散, 向各解放区求援。
但毛泽东和陈云却不同意外迁疏散。陈云指出,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东方的金融中心, 上海站不住, 全国经济稳不住。毛泽东指出:“我们必须维持上海, 统筹全局。不轻议迁移, 不轻议裁员。……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吃。……自愿和可能迁移的工厂、学校, 必须精密筹划, 到新地后能够维持下去, 并有前途, 否则不要迁移。”
就微观来看, 在战争和危机影响下的上海工业陷于停滞, 确实很难依靠自身力量走出当时的困境;要救济上海, 对于本已困难的财政来说确实是个包袱。但从工业化这个长远使命出发, 则上海是中国工业最发达的地区:“上海轻纺工业占上海工业产值的74%, 上海纺织厂纱锭229万占全国的40%, 贸易额占全国的一半。上海的纺织厂的纱锭如果停转, 不仅将严重影响上海的经济, 而且会严重影响全国经济。”因此, 毛泽东指示“必须维持”, 也就是要求面对上海的困难, 不能听任其继续恶化, 必须逆周期“做多”和“做实”。
2.货币领域的“淮海战役”:通过“做实”支撑“做多”
中共当时手里有三大武器:人民币、枪、解放区。但由于新问世的人民币基本上属于政权信用所派生的产物, 对应的实物资产实际为负 (财政支大于收) , 市场上对贵金属的接受度更高, 因此上海新发行的约20亿元人民币只是浮在市面上, 实际发挥货币本位作用的仍然是银元, 并且银元本身也成了投机对象。
面对市场投机, 许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政府应通过“平准”操作将市场调控到正常区间。但前提是政府手中要有足够的实物储备, 否则那些抛售的物资只能成为对投机者的低价补贴, 进而加剧市场波动。
但短期内这个前提不具备。因此, 用非常规手段来扭转人民币弱势, 似乎就成了一个必然选择。在陈毅、饶漱石、邓小平、刘伯承等的主持下, 6月10日上海市军管会查封了证券交易所大楼, 逮捕了一批投机分子, 同时公布《华东金银和外币管理办法》, 禁止金银、外币自由流通和私相买卖, 或以金银、外币计价。人民银行开始挂牌收兑金银外币。6月14日起, 银行举办折实储蓄存款。
这些强硬措施强制性地确立了人民币作为国家主权货币的唯一合法通货地位, 同时把上海货币战的主战场有效集中到了实物领域。正如陈云所说, “人心乱不乱, 在城市中心是粮食, 在农村主要靠纱布”;“我掌握多少, 即是控制市场力量的大小”。而打物资战, 毫无疑问是在长期的政党建设中坚持走群众路线的中国共产党的长项。
因为“农村包围城市”这种国际公认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夺权战略之成为优势, 恰在于当年占人口88%的农民一旦恢复传统的小农经济就几乎没有行政和社会成本, 而且对使其获得土地的革命政党有不计代价的支持力。
上海的这场物资战史称“米棉之战”, 意义不亚于淮海战役。中共既然强调“新民主主义”战略, 强调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 则最终还是要按照市场原则来应对投机:一方面按照市场行情不断调整牌价, 配合投机商抬高行情, 把投机资金吸引到米棉上来, 避免战线分散;另一方面, 则以最大的动员能力在全国范围内集中物资, 其规模达到了当时运力的极限:从7月份一直到11月, 所调集的粮食不下50亿斤, 5倍于淮海战役的规模;国营中纺公司掌握的棉纱和棉布达到全国产量的一半。当按照时价, 中央掌握的物资已经和市场上流通的货币量相当时, 中央指挥全国各大城市统一行动, 集中抛售, 同时配合税收征收、紧缩银根等多种手段。33虽然起初投机商仍然大量扒进平价、低价货物, 甚至不惜举债买货, 但从当天起物价不仅稳定, 而且稳中有降, 大大出乎投机商的意料。在政府连续抛售10天后, 物价下跌达30%—40%。米棉之战以人民币完胜结束, 尽管货币仍然增发, 但币值信用得到了强化。
当然, 上海可以被“做多”也在于中国幅员辽阔, 有着广大的内陆纵深, 各地物资可以不计成本地集中来力挺上海。这是中国相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比较优势。诚然, 客观上, 这种依靠全国支援上海的决策, 远远超出了地方的决策能力, 只有中央的毛泽东和陈云等人才能做出。
在河北石家庄由农民参与研制的多用耘锄（1956年），资料来源：《劳动人民》（1950—2010），南方日报出版社，2010年。
(二) 城市“三折实”:建立按实物价值折算的货币运作体系
为避免人民币“浮在市面上沉不下去”, 新政权借鉴抗战时期山东解放区和陕北边区发行和管理货币的经验, 先后推行了折实储蓄、折实公债、折实工资等多种制度, 努力让人民币在更多领域走进基层民众的生产和生活。
这些制度创新有一个统一的特点, 即不以人民币的固定票面价值作为收付依据, 收和付都是以实物购买力为标准进行转换。这可以称为“浮动式”的实物联系币制。其巧妙之处在于, 既用实物的购买力来支撑人民币信用, 又不采用限价等币值与物资的固定锚定方式, 给增发人民币预留了充分的空间;货币贬值导致的损失仍用货币增发来弥补, 并不增加额外的财政负担。显然这是一个既能增加货币信用又不致使其他群体利益受损的“帕累托改进”。
1.折实储蓄:从“米棉金融化”到“金融米棉化”
折实储蓄就是储户存、取款均按牌价折成若干“折实单位”计算, “折实单位”价格上升而出现的币值差额由银行 (国家) 补贴。34折实储蓄是针对人们重物轻币心理开办的。这种储蓄方式在1948年由华北银行试办过。1949年4月20日, 中国人民银行颁布《定期储蓄存款暂行章程》, 规定开办整存整付、零存整付、整存零付、存本付息四种折实储蓄;一个“标准实物单位”为面粉1斤、玉米面 (或小米) 1斤、布1尺三种货物价格之和, 其价格以当地报纸公布之物价为准, 并按存取款前5日平均物价计算。
由于折实对应的物资以白米、白面、白布为主, 所以有的地方又把折实储蓄通俗地叫作“存三白”。
由于物价上涨时折实储蓄存入与支取的牌价有很大差距, 为防止商人投机, 在举办初期, 规定活期及定期1个月以下的折实储蓄只限于职工、教师等人, 3个月以上的定期存款不限对象。
人民胜利折实公债 一百分
折实储蓄随着通胀压力缓解而退出舞台。从1950年3月开始全国物价逐渐向下滑落, 并日趋稳定, 天津于1950年7月1日停办折实存款业务, 到1950年年底, 全国停办折实存款业务。
如果说, 之前的恶性通货膨胀导致粮食、棉布、棉纱等被金融裹挟, 即“米棉金融化”, 那么, 折实储蓄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 即“金融米棉化”。这对今天走出金融脱实向虚、不服务于实体产业的困境, 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2.折实公债:应民族资本家主动要求而发行
发行公债早在建国前就开始酝酿了。从第一次计划到第二次落实发行时隔仅5个月, 公债发行规模却增加为原计划的5倍。
为了稳定金融物价, 解决财政困难, 1949年7—8月, 陈云主持拟定了第一次公债发行计划。这次公债发行规模为2 400亿元, 占当时财政赤字的大约1/4, 占拟下乡收购物资的货币的2/3左右。
虽然这次公债也拟用折实办法, 但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对当时发行公债尚有异议, 中央决定推迟发行。
但公债发行第二次提上日程则是民族资本家的主动要求。
其背景是:11月25日中共在各大城市统一抛售物资, 当天物价开始回落;3天之后, 中共就开始应各方要求讨论发行公债, 并且由国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亲自主持会议。也许是物价下降连带打掉了私人资本投机牟利的空间, 于是, 民族资本家们要求政府发行公债, 作为一个财富保值手段。
第一期公债自1950年1月5日发行。公债之募集及还本付息, 均以实物计算标准, 其单位定名为“分”。每分以上海、天津、汉口、西安、广州、重庆六大城市之大米 (天津为小米) 6斤、面粉1.5斤、白细布4尺、煤炭16斤之平均批发价的加权平均计算。其权重为:上海45%, 天津20%, 汉口、广州、重庆各10%, 西安5%。40依当时物价计算, 每分公债之值约等于12 000元人民币。第一期公债计划发行1亿分即12 000亿元。规定公债不得用以代替货币流通, 不得向银行抵押, 不得用于投机买卖。
“为什么选择这四种而不是其他实物呢?因为这些都是老百姓的基本生活必需品, 在物价上涨过程中一般都会领涨且比其他实物涨幅高。以这四种实物来计价, 最有利于保护债券持有人利益。至于这四种实物的数量配比则基于以下三方面:一是抗战前的一块银元能买到这四种实物的配比数量, 二是市场成交数量之比, 三是人民需要的比例, 即一个人用了16斤煤, 同时也需要四尺布。”
人民胜利折实公债 十分
公债总额2亿分, 于1950年内分期发行, 第一期1亿分在1—3月间发行。经各地努力推销, 到5月初一期公债基本认缴完成。
从1950年4月份起, 全国物价出现了下降的趋势, 这是中国12年来物价史上的转折点。公债原定发行两期, 鉴于下半年财经状况好转, 此外一期公债发行带来了一定的银根紧缩, 部分私营工商业出现了一定的困难, 政府适时停发了二期公债。
3.折实工资:在城市确立“劳动吸纳货币”的人民币币制内涵
与折实储蓄、折实公债相比, 折实工资涉及的货币量最大, 和日常生活最密切。
这一办法私营、公营企业都广泛采取, 基本覆盖900万军队和行政人员以及400多万旧职 (国民党) 人员。折实标准多种多样, 有时候为计算简单就都折成小米。1952年前后的工资改革所确定的标准是:每个“工资分”含粮0.8斤、白布0.2尺、食油0.05斤、盐0.02斤、煤2斤。实物的数量全国一致, 而实物的具体品种各地有别。
由于折实工资的1/3与公粮的实物征收直接对应, “实收实发”, 不以货币为中间媒介, 极大地压缩了民生物资经由市场交易而被投机炒作的空间。因此, 一方面, 以“工资分”为计算单位, 是物价波动情况下稳定职工生活的重要有效措施;另一方面, 一份劳动对应一份工资, 对应着一份实物物资, 杜绝了社会游资通过投机抬高物价、变相剥夺劳动者收入的时弊, 有效地将货币流动的渠道由“投机吸纳货币”转变为“劳动吸纳货币”, 从而彰显了“劳动本位”而非“财富本位”的人民币币制内涵。
总体来看, 折实储蓄、折实公债和折实工资分别对应着银行、财政和实业单位三个系统, 涵盖了城市市民收支的主要领域, 意味着政府对城市通胀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可以通行全国的标准化做法。在农业税实粮征收和劳动者折实工资之间建立直接对应关系, 极大缩小了社会游资冲击各个交易环节导致物价上涨的风险敞口;折实储蓄的实施, 自法币改革以来第一次使得持有货币的财富效应由负变正, 对回流社会多余资金具有重要作用;同理, 折实公债也起到了减轻财政压力、回笼货币、抑制通胀的作用。
据此可知, 这些通过“去货币化”应对恶性通胀的措施, 实质上抑制了“资本异化”。金融领域不忘初心地坚持“群众路线”, 则是建立国家金融资本的信用基础。
到1952年底，全国农业总产值达483.9亿元，比1949年增长48.5%。主要农产品的产量均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图为农民交售公粮，为国家工业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河南辉县，1975年）。
四、财政增支+农村土改才能“以多做多”
在城市实行折实制度, 要满足的前提条件是“实物锚”足够大, 要有足够的物资保证货币的购买力随时兑现, 民众才能对折实制度形成稳定预期。这是“锚”能发挥稳定作用的关键。本文强调土改在这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土改的制度红利与逆周期做多的财政政策相结合, 在农村激发出了巨大能量, 短期内就实现了“以多做多”的目标, 使延续了十多年的恶性通胀被彻底遏制。
陈云曾说:“农民发动起来了, 农村的经济阵地就可以展开, 人民币就可以占领市场。”大多数研究从微观层面强调土改使农民获得了土地、提高了劳动积极性等, 本文重点从宏观层面分析土改和其他政策相结合产生制度红利的过程。
(一) 主权货币增发转化为财政做多, 逆周期调控改善基础经济环境
今人看到的建国史, 大多淡去了建国初期复杂的抉择过程和试错过程。
早在1949年4月, 董必武、薄一波曾提出, 因为物价上涨压力大, 新政权不能增发货币。这个观点显然是有道理的, 因为当时的财政赤字早就超出了政府债务率的红线, 确实不具备增发货币的基础。然而, 陈云主张增发货币。他认为, 长期来看, 随着共产党在全国夺取政权和各地生产恢复, 新政府在经济运行中是能够占据主动地位的, 那么, 就不必担心暂时的增发货币会导致形势失控。中央最终采纳了陈云“做多”的观点, 当年财政支出达到财政收入的2.9倍, 部分也是用增发货币对接收过来的国有资本和上层建筑“做多”的结果。
如果从狭义的货币金融学视角看, 在贵金属或者外汇作为货币发行依据的条件下, 增发人民币只能使其信用摊薄, 因此增发属于“做空”。但如果从“大金融”的视角看, 货币是中共最大的对冲赤字的手段, 在政权大局未定之时压缩财政支出, 显然会自缚手脚, 不利于新政权站稳脚跟;而增发货币如果运用得当, 则可促进生产的恢复, 有利于夯实经济基础, 使人民币对应的实体经济规模稳步扩大。因此, 增发是“做多”, 减发才是“做空”。
从下文可以看到, 土地革命巨大潜力的释放、国家资本的接管与运营, 都需要政府使用“看得见的手”来操作, 而货币是这只“看得见的手”当中近乎唯一可用的武器。
人民胜利折实公债 一分
同为增发货币, 人民币增发与民国时期的法币增发具有本质不同。法币是依附货币, 信用维系在美元外汇储备上, 随着外汇储备减少, 法币相对于美元贬值, 则法币在市场上的购买力下降, 遂有发行出去的货币大部分又回流到上海, 涌入实物投机领域, 政府财政之手的调控作用亦被摊薄的情况。而人民币是主权货币, 具备通过制度创新自我赋信的基础条件, 自我赋信即为自我赋权, 使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有实在的力量。从第一次国债发行计划来看, 全年拟发行的9 300亿人民币中, 有3 500亿即将近40%最终落实为积极财政政策。
可见, 人民币和法币相比的一大优势是依靠土地革命形成了“去依附”的国家政权, 从而拥有了“去依附”的国家资本和货币体系, 没有外部势力介入和国内财团干预侵蚀货币主权, 货币可以与国民财富建立直接的对应关系, 体现了货币主权的完整性。因此, “以多做多”的财政调控手段才高度有效。
土地革命使新政权获得了放手发动农村的条件, 将增发货币形成的货币流疏导到农村, 极大地减轻了城市的通货膨胀压力, 在货币领域再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基本战略。从下文可见, 土改和货币增发二者紧密结合才能“以多做多”:在土地革命对农村、农民进行了全面发动的基础上, 通过增发货币, 将更多劳动力和资金要素注入农村水利设施建设和农业生产, 激励农业生产3年实现了46%的增长;通过恢复铁路、公路、航运等交通基础设施, 将农村征收和采购来的农产品迅速集运到大城市周边, 才能形成对商品投机者的绝对力量优势, 并使各种折实制度成为可能;搞活国营工商企业, 将城市工业产品带到农村市场回笼货币, 才能够渐次地推进“货币下乡”并“沉淀在乡”, 使农村成为巨大的货币蓄水池。
(二) 通过土改动员有组织地投入劳动力进行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提高农业产出
新中国成立之初, 物质条件非常有限, 能让农业短期增产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大规模动员劳动力近乎不计劳动报酬地投入农田水利建设。
以劳动投入为主的水利工程的实施, 则以土改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和动员程度为基础。
据统计, 1949—1952年, 全国农林水利投资总额为10.3万亿元, 占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13.14%, 其中大部分用于兴修水利工程;水利建设在国家基本建设投资中排第二位, 仅次于交通通讯设施建设投资。
人民胜利折实公债
除投资外, 政府还组织人民解放军32万人和2 000万人民群众直接参加水利建设。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将水利设施修建与“以工代赈”结合起来, 既完成了工程量, 又有效防止了灾民流落和向城市聚集。据不完全统计, 1950—1952年这3年中, 全国以工代赈的人数分别为12.39万人、5.96万、8.51万人。501950年用于救济灾民的粮食共计15.32余万斤, 其中, 水利工赈粮和灾民运输的运价粮约占救济总粮的37%。
3年中, 全国4.2万公里的江河堤防的绝大部分获得了整修和加固。全国各地施工计划受益万亩以上的大型水利工程达107项, 群众性的农田水利建设达208万处, 共可扩大灌溉面积3 240余万亩, 当年受益2 400余万亩。
3年中, 全国耕地面积从14.68亿亩增加到16.19亿亩, 增加1.51亿亩;仅粮食、棉花、油料3种作物共增加播种面积2.75亿亩。全国施肥面积增加15%, 总施肥量约增加30%。水利建设毫无疑问是一个重要因素。
据当时粗略估计, 由于兴修水利, 防止水灾和增加灌溉面积而增产的粮食当以数百万吨计。
(三) 通过土改以较低成本维持了农村较高的剩余输出率
土改后的新中国与历代开国的最大不同, 在于刻意地“只均田, 不免赋”, 53而且还相对“重赋”。因为建国初期城市工商业尚未恢复, 国家财政开支和政权巩固相当大程度上依赖农村。“1950年的收入概算中, 公粮收入仍占第一位, 占全部收入的41.1%”。
如何低成本地收取重赋, 就成为关键问题。历史上看, 农民税负水平在“什一税”以下时能比较容易地被接受, 20%则显然属于高税负。对于新中国来说, 如果不是土地革命战争形成的广泛动员, 以及土改对过去地主占有土地的重新分配, 被路径依赖地继续强化且“意识形态化”, 则一个新政权不可能如此低成本地就让农民承受了如此沉重的负担。
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 老解放区负担高于新解放区。1950年公粮收入平均占农民“总收入的19%强”, 而老解放区则“占农业总收入的21%”。
第二, 土改后农民的负担水平有所提高。在抗日战争中, 各解放区农民的公粮负担一般约为人均32斤米, 有的地区还要低些, 人均18—19斤;1948年, 人均负担公粮40斤米左右;1949年为56斤多, 占当年农业总产量的18.2%。抗日战争时期, 农民负担除公粮外, 只有一些村款, 并无其他附加;而1949年, 各省、县都有附加, 几经统一削减, 仍有省附加5%—15%, 农民总负担平均已到58—64斤细粮, 占当年农业总产量的20.6%—22.7%, 此外还有通过盐税、关税、战勤负担等方式从农村提取的剩余。56此外, 1949、1950年通过货币发行、整理公债等方式解决的财政赤字总计375亿斤小米, 1949年底全国总人口5.4亿余人, 平均每人为70斤小米, 如果将农村的这部分损失计入, 则农民的总体负担率可能达到40%以上。
人民胜利折实公债 背面
第三, 解放区征粮难度相对较小。1949年底至1950年初, 中财委组织从全国各地征粮打击城市投机。在较晚解放的西南地区, 尽管总量上征粮任务不多, 为4亿斤, 但由于既未经土地革命又没有基层组织建设, 征粮中大量无粮户沦为流寇, 或是抢粮来上交, 或者阻挠征粮 (这也是建国后西南匪患严重的一个客观原因) 。同属于新解放区的华东地区和中南地区也同样出现了因“征粮”引发的“匪乱”。如1950年的头两个月, 匪患基本平息的湖南、江西、河南、湖北等地, 随着饥荒的出现, “匪乱”重新活跃起来, 较普遍地进行暴动抢粮、反对征粮及破坏仓库等活动。据不完全统计, 1950年1月至3月, 中南地区“匪特”袭击地方政府和抢劫粮仓达150多次。这些“匪乱”在性质上已不似刚解放时的军事“匪乱”, 而是有大量的普通群众参与, 口号则是“反征粮”和“开仓济贫”、“想吃饭找仓库”。1950年3月, 中南局在给广西省委的电报中明确指出:“广西匪情严重与农民缺粮、缺种有直接关系, 不适当解决农民最急切的粮食问题, 要剿灭广西匪患是不可能的。”
而东北地区, 征粮任务10亿斤, 但由于较早解放和推动土改, 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公营商业和合作社, 征粮比较平和, 成为城市粮食的主要来源地。“当时, 对物价影响最大的粮食, 主要从已经完成土改的东北老解放区调来”。可见, 不同地区的征粮难易程度不同,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土地革命的“制度收益”。
第四, 通过广泛发动底层群众的土改运动, 新政权还彻底地完成了一件历朝历代都难以完成的任务——清查土地。在查田定产中, 1951年查出了6 000多万亩黑田, 使计税产量增加200亿斤以上, 按20%的平均税率算可增收农业税40亿斤。
清华大学学生参加体力劳动（1958年）。资料来源：《革命年代》（1949—1978），南方日报出版社，2010年。
(四) 货币下乡沉淀, 农村成为增发货币的吸纳场
新政权大规模集中农村农副产品打击城市通胀, 其实是一石二鸟:一方面有效遏制了城市的投机和通胀;另一方面促进了人民币下乡, 有效降低了货币集中在城市的压力。
据调查, 1950年3月以前, 在新解放区农民还很少使用人民币, 老解放区农村的流通量也很有限, 人民币即使到了农村也很快回流城市。但随着城乡物资交流的展开以及农产品收购价的提高, 货币向农村的投放量增加, 同时货币在农村的沉淀比例增加。比如, 东北合作社1949年采购与推销总值91 900余亿元东北币, 占国家在东北贸易额的40%, 相当于东北人民需要量的14%;1950年第一季度东北合作社的购销总值是97 700亿元 (1元人民币约合9.5元东北币) 。中南区从1950年4月至5月12日在全区各省收购棉花、菜油、桐油、麻油, 约有550亿元人民币流入农村。华东贸易部门1950年4月至6月在收购茶、蚕时, 即投下人民币5 000亿元左右。中南区1950年全区土产输出总值达1.8亿美元。另据统计, 1950年农副产品采购额为80万亿元, 1952年增加到129.73万亿元, 货币投放量增长了62.16%。
小农经济对工业品需求的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都极低, 使下乡货币相当一部分沉淀为“在乡货币”。1951年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使农民收入增加了19.5万亿元, 但只有47% (9.2万亿元) 转化为工业品需求的增量;1952年农副产品收购总额增加了27.7万亿元, 转化为工业品需求增量的仍然只有9.7万亿元, 收入弹性下降到34.3%。
农民持有大量现金, 主要还是在传统农村经济部门内部流通。新中国成立初期, 为了迅速恢复农村经济, 在各大区制定并经中央批准的发展农村经济政策中, 都允许土地买卖和出租自由、借贷自由、雇工自由和贸易自由。这些经济行为的发生需要大量货币。比如, 当时中共山西省忻县地委对143个村的42 215户进行调查, 发现已有19.5%的户出卖了土地, 共卖出土地39 912亩。据对湘鄂赣3省10个乡的调查统计, 1953年3省有65户卖出土地103.13亩, 81户买入土地126.83亩;而1952年仅有10户卖出土地17.02亩, 9户卖出土地14.52亩。土地租佃方面, 1953年出租土地比1952年增加3.07%, 出租户数增加19.13%。68另据当时对全国21个省14 334万户农家的调查, 从土改结束到1953年底, 我国农村贫雇农由占总农户的57.1%下降为29%, 中农由35.8%上升为62.2%, 富农则由3.6%下降为2.1%。69显然这些过程都要伴随着大量的货币周转, 客观上使得一定比例的货币滞留在乡村。
到1952年底, 据人民银行总行估算, 农民由于储蓄防灾、购置牲口和买进土地等习惯, 持有的人民币已达11万亿元, 约占当时人民币流通总量的40.4%。
可见, 农村像海绵一样吸纳了大量货币, 也像减压阀一样有效降低了全社会的通胀压力。农村货币“蓄水池”极大减缓了货币的流通速度, 从而使社会有效货币供应量极大缩小, 这也是全国物价走向稳定的重要因素。
五、总结
本文的主要观点及现实意义总结如下。
(一) 民国“依附性”币制改革的教训及对当前的启示
民国转向现代化纸币信用的金融改革与当代金融“深改”类似, 都是应对输入型危机的产物。其实, 远在改成法币之前16世纪中叶开始的白银本位时代, 明清政府就遭到国内白银余缺受国际白银供给波动的困扰了。法币的推行, 不仅改变了中国自明朝以来的白银币制, 也使中国越过金本位而直接演进到纸币时代。沉痛教训至今仍值得记取。
第一, 外汇为锚的局限性。
外汇本位币制对于币缘“外围”国家, 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它替外围国家节约了构建货币信用的成本, 但也加剧了该国货币体系波动的风险。对于一个经济体量大的国家来说, 它还带来了另一重悖论:一国只有获得足够的外汇储备, 才能满足其国内经济增长和要素货币化的需求, 否则将导致货币供给短缺和信用不足;但想要有充足的外汇储备, 就要有足够出口乃至大量的进口, 这不仅意味着对“中心”国家让渡铸币税, 还意味着对外依存度提高, 外需、外汇等风险敞口增加。战争中的民国饱受外汇不足之苦, 时下之中国则面临对外依存度过高的风险。
第二, 依附地位的制约性。
半殖民地条件之下的民国政府受“依附理论”给定的规律约束。当时无论选择何种外汇本位, 对作为利益相关者的列强来说, 都意味着一个超大型国家的铸币税收益将被一家独占, 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的势力均衡格局将被改变, 势必引起本国相关国际环境的重大变化。
更重要的是, 一旦陷入依附地位, 则进退维谷。维持依附关系要长期支付成本, “去依附”则要短期内支付极高的成本, 以摆脱原来制度的路径依赖。如此看, 新中国初期的恶性通胀, 客观上是民国依附体制之成本的延续;而新中国要“去依附”, 用什么来支付成本?只能继续依靠新中国政权建立的基础——农村地权和土地革命, 只能继续对农民进行革命动员, 并继续维持对农民较高的剩余剥夺率。要在主权独立的条件下彻底治理通胀, 建立主权货币信用体系, 只能让农村剩余与国家资本相结合, 形成构建主权货币的经济基础。从历史视角看, “中心”国家主导的全球化条件下, “去依附”是一个需要不断支付成本来维持主权独立性的历史过程。在当代金融资本全球深化中, 已经在产业资本上“去依附”的国家也会对金融资本霸权“再依附”。
第三, 微观调控的不可控性。
私人资本在长期高通胀之中一般都会“脱实向虚”, 将资金从实体经济析出转向投机炒作。民国年间, 据对平津200家以上的行庄调查, 96.6%以上的资金都是从事间接或直接投机的, 投入生产的资金只占1.7%—3.4%。这种情况下, 只掌握有限外汇、贵金属和实物并且尚未完成政治整合的中央政府, 不可能有力地逆周期调节市场投机行为, 政府抛售压价反而成了对投机商的巨额补贴, 就连官方资本都以各种方式进入投机市场, 腐败横行, 最终搞垮了整个信用体系。
总之, 民国政府以外汇储备作为发行货币的依据, 虽然在当时有不得已之因素, 但其罔顾本国国情而照搬西方制度推行币制“深改”, 最终付出了政权败亡的惨重代价。
1957年河南济源农民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改造荒山。资料来源：《革命年代》（1949—1978），南方日报出版社，2010年。
(二) 新中国建立“去依附”主权货币体系的经验及对当前的启示
第一, 中华历史传统是新中国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势的制度体系的深厚历史基础。
人民币能够相对顺畅下乡, 而在城市则只能“浮在上面”, 二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理论界公认, 纸币要有“重锚”才能维持币值稳定, 但某种程度上这只是西方商业社会在放弃直接使用金银作为货币后才形成的经验, 而中国早在宋代就已经发行了纸币“交子”, 明代发行纸币“大明宝钞”, 二者虽然与实物也有一定的对应关系, 但民众并没有强烈的兑换要求, 因为大一统的国家政权提供了强大的信用保障。农村接受信用货币一个重要的基础社会环境是大国小农安土重迁, 追求“在地化”的人口再生产与社会再生产, 因此, 东方农耕社会中市场交易所使用的价值符号不必像商业社会为主的西方那样, 必要采用贵金属等国际通用的货币手段作为交易媒介, 西方国家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在大危机条件下放弃金本位;东方中国的信用货币不仅可以是国家赋信的纸币体系, 也可以是地方化的甚至社区化的 (如后来的工分制) 。因此, 人民币可以伴随工业品顺畅下乡。农村老百姓一手卖粮食得到人民币, 另一手能拿着人民币买来工业品, 就表明这张纸币是有信用的, 老百姓就能接受。而工商业资本集聚并带动人口集聚所形成的城市, 在东西方都是高度同质的, 所以城市对于既没有商业信用也没有强大政治信用的人民币并不接受。
可见, 中国长期是大一统国家政权, 与欧洲长期邦国林立、分裂割据不同, 二者形成货币制度的基础条件有天壤之别。中国具有依托政权信用“做多”的比较制度优势, 这一优势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大一统治理中形成的。新中国初期的经验表明, 在近代民族国家竞争中可以通过强化这一优势来建立主权货币体系, 成为加强本国政治主权的有力工具。
第二, 土改后的农村成为人民币的强大后盾和重要吸纳场, 是人民币跳出发展陷阱、通胀陷阱的重要保障。
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旦跌入类似的“发展陷阱”就难以自拔, 但土改后的乡土中国可以为国家战略性目标做出重大牺牲。只有在暴力革命形成的强权政治充分发动和依靠农民的条件下, 此类在农村由分散小农生产出来的物资才能被官方商业机构成规模地集中起来。土改后的中国, 政府以革命的名义给4亿多农民以自然村为产权边界来政治性地均分土地, 一方面在客观上使中国的“三农” (农民、农村和农业) 对高风险的现代化城市经济“去依附”, 进而为全国整体上的金融秩序恢复稳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以至于毛泽东在城市的金融斗争中反复强调土改的政治性和经济性功能, 反复强调胜利的保障在于土改!但另一方面, 也由此形成了严重的制度“路径依赖”, 此后历次经济软着陆, 大都以“三农”作为载体。
其实, 推行土改时, 执政党号召愿意回乡土改分地的人都回归乡里, 使城镇人口只占全国人口总量的10.64%, 就意味着大幅度缩小了风险敞口;“九个农村人给一个城里人搞饭吃”也意味着城市风险是总体可控的。国际比较来看, 相当多发展中国家 (尤其是拉美) 的城市化率在80%以上, 城乡人口比例和中国相比几乎倒置, 在长期高通胀面前几乎束手无策。
由此可以认为, 土改重塑了国家和乡土小农的关系, 改变了传统农业社会“山高皇帝远”“皇权不下县”的状况, 在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国家政权下沉到每个自然村, 在国家政权与农民财产之间建立了互相依靠、互相支持的结构性关联, 并通过继续革命的意识形态动员不断予以强化:农民分到的土地财产需要国家来保障, 国家政权稳定需要农民提供物资支持。一旦这种结构性关联确立, 则本来因财政赤字被动增发货币, 从而陷入财政和金融双重危机的执政党就相当于拥有了“三农”这个广阔的战略纵深, 不仅农村的自然资源可以直接用纸币来购买, 农民投入劳动所形成的农副产品等劳动剩余也可以直接用纸币购买, 既吸纳了增发货币, 又充实了国家资本, 成为进一步盘活其他国家资本的基础。像这样用土改形成的国家政治动员能力和政权信用, 来撬动农村实质性要素投入形成农业增产, 从而“用宏观意义上的要素替代”实现了萨米尔·阿明所强调的“去依附”的发展。这个实践经验对于普遍深陷于资本稀缺而找不到替代机制的发展中国家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是对发展经济学理论的重大创新。
第三, “劳动吸纳货币”内涵是人民币持续“去依附”的重要制度保障。
还需要注意的是, 新中国初期, 通过折实、土改等重大制度变迁, 人民币确立了劳动本位 (劳动吸纳货币) 的币制内涵。城市实行的折实工资, 实质上是允许城市平民用其劳动所得来等比例地吸纳货币增发, 对冲掉货币贬值导致的损失;在农村, 货币发行和实物物资直接对应, 实质也是用农民的劳动所得来吸纳货币, 因为农副产品当然是农民劳动和一定资源环境相结合的结晶。新政权通过国营商业机构或合作社采购农副产品, 依据采购数量多少投放货币, 并且抑制私商加价, 体现出“劳动吸纳货币”的币制内涵, 即依据劳动产品的多少来进行相应的货币投放。这一“劳动吸纳货币”机制, 使得广大民众的劳动成为“实物锚”背后的“劳动锚”, 中国十二年来第一次彻底结束了通胀肆虐的局面。当数以千亿、万亿的缺乏实物对应的空头货币被几亿劳动者的劳动投入所均等分摊, 新发行的货币不再集中涌入实物投机领域, 就从制度上改变了社会投机追求保值的土壤, 同时摆脱了外汇本位币制下货币发行对于外汇储备的依赖, 使货币发行改由本国内部劳动投入和产出等因素内生性决定。货币劳动化、金融米棉化是人民币持续维护独立主权货币地位的重要制度内涵。
“劳动吸纳货币”也使人民币成为本质上区别于西方国家财富本位的货币体系。现代货币问世以来, 即以贵金属保有量或者财富保有量作为发行依据, 这其实是“财富吸纳货币”, 进而演化为“资本雇佣劳动”、异化为“投机吸纳货币”, 并在21世纪金融资本全球化下呈现出普遍性的“金融资本异化于产业资本”。从这个角度看, “人民币”名符其实是“人民的币”, 是用货币来表达、传递广大人民群众劳动价值的制度体系, 是对土改动员农村、保障小农土地财产权益、从而维持“去依附”货币主权和政治主权的深化和延续。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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